一部纪录片里，演员本人成了主角之一，还顺带被片方推上了冲奥赛道。 这部名为《You Can See Everything》的混合纪录片上周在影院上映后，奖项观察圈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：阿曼达·塞弗里德（Amanda Seyfried）能否凭此获得表演类奥斯卡提名甚至获奖。 A24正计划为她展开公关 。 她在片中的大部分时间是以本人身份出现，实时做出反应；但影片后段，她重新演绎了联合导演内森·菲尔德（Nathan Fielder）记忆中与身败名裂的科技创始人伊丽莎白·霍姆斯（Elizabeth Holmes）的互动。这个角色她并不陌生——2022年Hulu剧集《辍学生》已让她凭霍姆斯一角拿下艾美奖和金球奖。随着《You Can See Everything》有望成为影史票房最成功的纪录片之一，这个角色也成了塞弗里德的标志性角色。 在评论者看来，这个问题既像一次有趣的思维实验，也印证了塞弗里德的银幕存在感，但多少有些偏离重点。这一次，奥斯卡反而显得是一种缩小。塞弗里德在这部她最具说服力的银幕作品里所做的，是某种不同于、或者说多于“表演”的事。 需要说清楚的是，片中她真正在“演”的部分本身就足够抓人。塞弗里德驾驭霍姆斯这个角色毫不费力。她处于双重劣势：观众刚刚与真实的霍姆斯相处了90分钟，可以直接对比；同时观众也已经吸收了塞弗里德对霍姆斯动机之谜理解之有限。但她仍然塑造出一个连贯而有说服力的版本——一个我们无法理解的女人，而我们也知道，她本人其实也并不真正理解。 把塞弗里德在片中的出现仅仅框定为一次表演，会错过她在此处呈现的粗粝感。她允许自己被看见，以本人身份思考一道难题，并且没能找到答案——换句话说，在霍姆斯和丈夫比利·埃文斯（Billy Evans）之后，她是这部纪录片的另一个拍摄对象。塞弗里德完成了一次痛苦而未解的挖掘：一个演员的内心，似乎最终落在不确定之中——她过去饰演霍姆斯的作品如何改变了这个故事，即便她愿意再次接下这个角色。 比如她拜访埃文斯家的那场戏，发生在霍姆斯入狱之后。这场戏大胆且配合度极高。塞弗里德当然在“演”——既在“人人在生活中都在演”的广义上，也在她特意想从埃文斯口中套出信息、以更好理解菲尔德和联合导演兰斯·奥本海姆（Lance Oppenheim）在霍姆斯入狱前挖掘的那套看似离奇安排的具体意义上。但当她见到霍姆斯和埃文斯的两个孩子并互动时，当她面对埃文斯的嘲讽、为自己批评已故查理·柯克（Charlie Kirk）的社交媒体帖辩护时，她还在传统意义上“演”吗？时而温柔时而愤怒，塞弗里德让观众进入她的世界，就像霍姆斯曾试图做的那样。但霍姆斯绕开真正的追问，无论她向菲尔德发出的邀请多么全面开放，都没能抵达那里。塞弗里德相反，似乎深深触碰到表层之下的情绪。她越来越困惑，既与观众的困惑同步，也抛出一个问题：一个演员究竟能多深地理解自己的拍摄对象。 塞弗里德和霍姆斯、埃文斯一样，清楚自己的角度。菲尔德在她家与她交谈时，画面里摆着一座迷你玩具屋，正是她的公司Make It Cute所售卖的款式；她和菲尔德观看霍姆斯看《辍学生》视频的那台电脑，垫在几本关于她挚爱——狗——的咖啡桌书上；她和菲尔德一边在她上镜的农场喂上镜的马，一边讨论霍姆斯。这些都在为她的品牌添光。但她还是忍不住暴露出多于自己本意的内容。 一场关于《辍学生》伦理的对话，把塞弗里德放到了一个出乎意料地暴露的位置。这部剧基于真实事件改编，和任何戏剧化作品一样使用了创作自由，许多观众却把它当作事实。塞弗里德承认，霍姆斯并没有字面意义上说过、做过她在剧中说的和做的所有事，但她很可能做过；而整场表演传递出的，是一个不在乎科学准确性、也不在乎真相的人的感觉。这还不够吗？在试图为自己论证《辍学生》显然并非描绘客观现实、无论观众怎么想之后，塞弗里德得出结论：“我没有对她做那件事。”“是她对自己做的。”她似乎在说服自己不要感到内疚，直到最后一句台词，带着《唐人街》式的无力感：“这很复杂。”在纵容了足够久的复杂性之后，她这样说。 走进《You Can See Everything》之前，这位评论者眼中的Theranos是明摆着的欺诈，《辍学生》是一部无需道德辩护的出色剧集。走出影院时，这些看法没有改变，但认真对待“塞弗里德可能欠霍姆斯什么”这个问题，让两个女人都以耐人寻味的新面貌被看见。塞弗里德痛苦地意识到自己见过的那两个年幼孩子的存在，于是反复绕着一个问题打转：她过去的作品是否可能不公平，是否可能被呈现为拥有一种创作者其实并不掌握的真实。这一刻，她似乎不像在表演，而更像是在一种我欣赏她允许自己在镜头前经历的痛苦坦率中，被作用着。 至少可以说，《You Can See Everything》无疑是一位在职业生涯中有时显得像“下风者”的演员的生涯高点。一个堪称时代错位的假设：霍姆